那年秋天，二哥走了，當家人在海邊把他撈起時，他一身濕漉的中山裝，那是他曾給自己置辦的最貴重的行頭。那一年，我還在上小學，那天放學回家，母親黯然地說：你二哥走了。我說去哪了？母親說在海上。我說噢，跟誰去的？母親拭了一下眼角，一個人去的，瞞了大家。我終于明白母親的意思了。腦子里便全是二哥的影子。
        二舅有三個兒子。二哥個子最高，很像二舅，相貌也像。二舅家里窮，他多年前得了肝病，沒錢醫治，一直吃著草根煎熬的藥。他整日躺在床上或門口的躺椅上，高大的身子縮著，面黃肌瘦，說話的聲音低低的。
        二哥初中畢業就不讀書了。其實二哥書讀得很好。他也寫得一手好字，他有一支心愛的鋼筆，有時候，他就坐在靠窗的大桌上，仿著字帖寫字。他走的時候，那枝鋼筆就別在他的上衣口袋里。畢業那年暑假，二哥在飯桌上說，我不讀書了。二舅當時就躺在門口，微側過頭來問，不讀書，你干嗎？二哥說我會養活自己的。二舅沒話說了。舅媽在邊上抹著眼淚。二哥找來一堆長短不一的木板，在門口的院子里敲了一個方方的木箱，上面一側開了一個掀門。我當時就在他的邊上，他看著我說，冰箱做好了。他找了一條破棉絮在里面仔仔細細地鋪平了，把手從掀門里伸進去，在里面摸了一陣，高興地說很不錯。他把木箱安在家里唯一的一輛自行車上，那車子舊很了，重磅。他用舊橡皮車胎固定住，靠在院子的墻角里，拍拍手，對著二舅說，爹，你放心吧。
       二哥開始在鎮上賣冰棍。記得當時只有一種糖水冰棍，從批發部里拿來2-3分一根，他騎著自行車到處叫賣，5分一根。他那時個子挺高，卻長得很瘦，騎在高高的車上，像一根晾衣竿。他走村穿巷，去得最多的是海邊，那里有一個當時最大的船廠，是他的主要零售點。夏日炎炎，那些干得快冒出火的工人們，看到二哥來了也很高興，大喊著，小伙子，快拿上來。二哥便背著冰箱一口氣跑上高高的船板，遞冰棍拿汗水粘濕的硬幣或毛角。賣得差不多的時候，他便在海邊逗留。他坐在海塘上，望著遠方，潮來潮往，還有孤立的小山。有時一坐很長時間，我不知道他當時在想些什么，船廠里的工人們也不知道。
二哥的柜子里有一抽屜的硬幣和毛角，他過些日子會整理一次，分門別類，用長條紙一疊疊地扎好，到鎮上的銀行兌換成大的票子，有時也和母親兌，因為母親當時在鎮上的菜場賣菜，找錢需要零頭。聽母親說，那個暑假，二哥賺了一個工人一月的工錢，交給了舅媽，舅媽說，你也沒有一身像樣的衣服，去鎮上做一套吧，二哥推脫了很久，后來還是去了，做了那套中山裝。剩下的錢給二舅買了一些藥，還有一些就補貼家用了。
        秋天來了，冰棍不能賣了。他去船廠找老板，說想找份事做，老板看他高高瘦瘦的個子，笑笑說不行的，你干不了，在這里干要蠻力的。老板說完不再理會他了。二哥慢慢地走出來。二哥看著偌大的船廠，地上到處亂七八糟的，一些爛鐵邊角沒人收拾，他突然很興奮地跑回去說，老板，我給你收拾場地吧，我不要工錢，只給我你們不要的爛鐵就行了。老板看著二哥稚嫩卻堅定的臉，想了想，點點頭走了。
他每天去船廠給工人們打下手，順便把邊腳料撿在一起，到了晚上用自行車馱回家，每天能撿的不多，過幾天積得有一些份量了，便用小板車拉到鎮里的破爛收購站里。他用換來的錢，給二舅買了藥。空閑的時候，二哥就坐在海邊，望著遠方。我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，那些工人們也不知道。
        二舅的病情越來越嚴重了，人顯得更加消瘦。一年開春的一個凌晨，二舅閉上了眼。我在他的靈堂前坐了一夜，舅媽摟著我的時候，我哇哇大哭。二哥沒有哭，他用手背擦了擦眼睛，安靜地跪著。我不知道，他生命的天空是不是缺失了一個角落，那個角落是不是致命的。
        兩年后的那個秋天，深秋了，海風吹在身上，有點冷。二哥也走了。那天的事，我不在現場，是我放學后，母親告訴我說，你二哥走了。那個凌晨，家人發現二哥的床上是空的，大家很擔心，便開始出去找。大家找遍了所有可能去的地方。天亮的時候，就在船廠的海邊，家人找到了他。他靜靜地浮在那里，穿著那件中山裝。眾人拖他上來，他面目安詳，好像睡著了一般。很奇怪，他的肚里擠不出一點海水。
        那年秋天，那個清晨，海是靜靜的，二哥像一葉小舟，靜靜地泊在海邊。（姚崎鋒）